——記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跨國貿易


 


早在唐末五代,泉州由于環城遍植刺桐花,因此別稱“刺桐城”。72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泉州,他在《馬可?波羅游記》中說:“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胡椒進口量乃百倍于亞歷山大港。”泉州(亦稱刺桐港)因其港灣交錯,水道深邃,歷史上便以“三灣十二港”的優勢開辟海上絲綢之路。這也是泉商跨國貿易的一個起點。

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馬可波羅游記》中有一段描寫,“宏偉秀麗的‘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貨物堆積如山,繁榮的景象難以想象”;他所記述的“刺桐”也就是的泉州。五代十國時期,節度使劉從效擴建唐朝開元年間修建的泉州城,并且在城里城外大量種植自東南亞引進的刺桐樹,因此泉州別稱“刺桐城”。在古代的西方海圖與航海典籍之中,一直以“刺桐”稱呼泉州。

古代中國的對外貿易道路與今天大不相同,這些貿易道路之中最著名的就是漢朝張騫開辟的“絲綢之路”,不過近代研究發現除了絲綢之路之外,還有一條形成漢朝、發展于三國、隋朝,繁榮于唐、宋的古老海上航線──“海上絲綢之路”。由于福建、廣東一帶與中原的交通不便,自古就有往海上發展的傾向,海上絲綢之路正是因此而形成。這一條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是絲綢,所以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逐漸成為主要的出口貨物,因此也叫作“瓷器之路”。

泉州,自唐朝開始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出發點之一。當時的泉州可以說是中國東南沿海最大、最繁榮的商港。當時從泉州出口的貨物最主要的就是瓷器,因為瓷器特別怕碰撞,沿著絲綢之路運輸損耗率太高,所以漸漸的瓷器的出口轉移到海上絲綢之路,走海路以船只裝運。當時泉州附近,以燒制白瓷聞名的德化,正是貿易瓷的生產重鎮。1987年在廣東陽江東平港外海發現的南宋年間木質古沉船“南海一號”,就是從泉州出發,載滿瓷器前往東南亞各國的貿易貨船。

除了從中國出發的貨船之外,泉州也聚集了從東南亞各地甚至遠自阿拉伯半島前來貿易的各國商船,這些遠道而來的商客帶來各種珍奇的貨物在泉州銷售,然后滿載中國的絲綢、瓷器回到她們的國家。可以想見當時的泉州“纏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東南亞各民族,甚至阿拉伯人、印度人、歐洲人……穿梭來往,來自各國的珍奇異寶琳瑯滿目,不愧是當時東方最大、最繁榮的國際商港。

泉州商業的歷史興衰

南朝五代 海交初興

泉州以海外交通發達著稱于世,是從公元6世紀的南朝開始的。南朝(520-527年)間,天竺(印度)高僧拘那羅陀來到泉州,住在九日山延福寺翻譯《金剛經》,這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交史料記載。

到了唐代,泉州和廣州、交州、揚州并稱為我國四大對外貿易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設置“參軍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當時,泉州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開放景象。

五代時,閩王王審知很重視海外貿易,“招來海中蠻吏商賈”,用銅鐵陶瓷交換蕃商的金貝、珠寶和香料。王審知的侄兒王彬任泉州刺吏,積極開展海外貿易,被稱為“招寶侍郎”。接下來,先后統治泉州的留從效和陳洪進,也都繼續采取與海外各國貿易的政策。

宋元時期 海交繁榮

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分裂割據的混亂局勢,泉州的海外交通貿易更加繁榮。在宋代,泉州港經歷三次飛躍:北宋中期,趕上并超過明州(寧波),僅次于廣州;南宋初年趕上廣州,與廣州并駕齊驅;到了南宋末年,泉州超過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

宋代,泉州的造船業和航海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北宋惠安進士謝履的《泉南歌》說:“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這是宋代泉州造船業發達的真實寫照。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宋代古船轟動世界。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出土木質海船。出土時,殘長24.2米,殘寬9.15米。該船可載重200多噸,相當于唐代“陸上絲綢之路”一支700多頭駱駝馱運的總重量,由此可見“海上絲綢之路”運輸確實比“陸上絲綢之路”具有巨大優越性。

據統計,宋代泉州與57個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系,刺桐港呈現“閩海云霞繞刺桐”、“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宋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設立市舶司。紹興年間,泉州市舶的年收入近百萬緡之多,約占南宋王朝全部財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設在府治南門水仙門(今水門巷)內,其遺址至今仍存,是“海絲”的重要實物見證。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此后,元朝多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在元代,泉州與9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經濟貿易文化聯系,“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時期。馬可?波羅以及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都盛贊泉州港與亞歷山大港并駕齊驅。

明清衰落 史跡猶存

到了明清時期,泉州港由盛轉衰。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泉州港逐漸衰落,以致后來漸不為人所知。19世紀時,馬可?波羅《游記》提到的世界最大港口ZAITUN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在泉州?曾引起一場國際性的(ZAITUN刺桐)地名學術大論爭。外國學者為此地名爭論不休,竟不知刺桐即是泉州的別稱。20世紀20年代,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張星火良、陳萬里偕德國學者艾克前來泉州考古。當他們來到這座已被遺忘的中古名城,那隨處可見的各種歷史遺跡,簡直令他們大為驚訝和興奮不已。張星火良在《泉州訪古記》將泉州保存下來的大量文物披露于世,考證闡微,結束了19世紀以來一直困惑歐洲史壇的ZAITUN(刺桐,亦即泉州)這一地名問題的爭論。

日本的權威學者桑原騭藏在《蒲壽庚考》一書中總結了這場國際性討論的結論是“ZAITUN為中國古時第一商港,而征之漢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無一能及泉州”。


 


泉州的“海洋性格”

泉州的重要在于港口,由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構成的古刺桐港(泉州港),有長達140公里的海岸線,曲折綿延,沿岸有洛陽港、后渚港、蚶江港、深滬港、圍頭港、安海港等十二港。尤其是后渚港控制晉江下游,水道深闊,港灣曲折,是天然良港,為泉州古代海交外貿的興盛提供了優越的地理條件。但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其原因并非完全是由于當年港灣深闊曲折有利于航行,以及地處季風區域的北緣等地理因素所致,而是自古以來泉州及閩南一帶居民有其許多特殊的海洋文化背景,再與有利的地理因素配合所共同促成。而一旦特殊海洋文化背景與有利的地理環境交相作用之后,又孕育了更繁復深厚的內在文化特質。

泉州的海外交通接觸一般都以為是從六世紀時印度高僧拘那羅陀來泉州九日山延福寺翻譯佛經的故事開始,但這只是一種正史上的紀錄,并非最早的航海活動,其實泉州居民的海洋經驗卻是要追溯到更遠的新石器時代。在新石器時代居住于福建閩南一帶的閩越人,他們應該就是現代民族學家所說的南島民族,他們自古以來就是喜歡航海的民族,他們時常駕著竹筏航行于無邊無界的太平洋中,把亞洲大陸的文化帶往海洋。其后漢民族從中原南下,逐漸與古老的閩越人通婚融合,不但把漢文化傳遞給南島系的閩越人,同時也從他們那里學得了很多與海洋航行有關的文化,形成一種混合融入的文化特質,也就是喜愛到海上航行,并從海洋航行經驗中習得了很多知識,陶冶了一種海闊天空、兼容并納的心胸與,或者可說是一種“海洋性格”。

以泉州居民為中心“海洋性格”實際上是一項非常值得重視的文化特質。簡單地說,這種傳統大陸文化加上“海洋性格”就是心懷四海,喜愛接觸遠方的事物、樂于與別人交換觀念與物品,而且愿意與不同風俗的人結交朋友互惠平等地交往。由于這樣的性格,所以自古以來即不斷地有海外交往的故事流傳下來,而到近代更形成一批一批的“華僑”在東西洋各地進行通商貿易。在這里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華僑一代代在海外經商貿易,他們也許經由貿易交換而累積不少財富,但是他們對海外的地域從來沒有領土與政治野心,他們對待海外交易接觸的對象都以“伙伴”態度視之,而沒有占領統治或殖民的心態出現,這一點才是“中國式”海洋心胸的核心文化意涵。也許有人要說,中國也曾與若干東南亞國家建立所謂宗主與藩屬的關系,但是從現代的觀點來看,這種宗主藩屬以至于納貢的關系,與其說是一種政治關系,勿寧認為是一種適應于東南亞式的貿易契約關系,因為東南亞的族群之間貿易交換常見有一種高低地位互補的契約關系系統存在,華僑很早就熟識這種關系,所以很自然地配合采用,而與西方的殖民主義是大異其趣的。總之,華僑以“伙伴”,“朋友”平等的態度與海外交易接觸對象相交往而不是以殖民者的心態出現,是他們“海洋心胸”最突出的表現,這種心胸尤其在當代厲行“全球化”的趨勢中,更顯得特別有其意義,可以說是當代世界公民應該學習的一種“普世價值”。

“海絲-泉州”申報“世遺”


從2001年起,泉州正式提出“海上絲綢之路——泉州”為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泉州的優勢在于它所保存下來的宋元時期的海交文物數量之多、種類之繁、內容之豐富、涵蓋面之廣泛,不僅居中國沿海諸港之最。更為重要的是,它充分體現了中世紀“海絲” 所帶來的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對話、共處交融的歷史過程。泉州的優勢還在于:自宋代以來,包括戲劇、音樂、方言、習俗等融合著“海上絲綢之路”時代眾多外來文化因素的動態文化遺存仍舊生生不息、傳承至今,其價值之高,早為國際學術界所珍視。

泉州申報“世遺”引起海內外各界人土的關注與支持。在省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省政協委員林少川領銜提出《舉全省之力,打造福建″海絲″名牌》的提案;省人大代表黃秋潤又領銜提出《加大力度做好“海絲”文化申報“世遺”工作,力爭申報成功》的議案,都引起廣泛的關注與支持。一時間,泉州“海絲”申報“世遺”成了全省矚目的“兩會”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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